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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肠恶魔郑永年:社会抗议运动背后的困境

来源:萍乡新闻 时间:08-25 19:12:54浏览6次

Ipp点评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ipp)的官方微信平台  。

▲在西方国家  ,社会抗议运动往往以特定利益和更多权利为目标  。在非西方国家 ,社会抗议的目的是更抽象的价值观  ,特别是民主、自由和人权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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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  ,人们正面临着一个完全发达的西方  。西方的一切 ,包括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福利等 。  ,是可取的 。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所有这些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  ,似乎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能同时出现和获得  。

如果你看看过去几十年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  ,你很容易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差异  ,即在西方国家  ,社会抗议运动的目的往往是特定的利益和更多的权利  。在非西方国家 ,社会抗议的目的是更抽象的价值观  ,特别是民主、自由和人权  。

在经济改革方面  ,人们对“大爆炸”的理论和方法争论已久  。这种方法强调所有的经济改革应该同时进行  ,所有的成就应该在一场战斗中取得 。这一理论符合许多“渴望成功”的人的心理  ,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并在不同的地方得到了验证 。然而  ,人们对这种方法的实际结果有很大争议  。英国首相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金融改革中首次使用这种方法  ,主要是为了全方位放松金融监管  。

这项改革促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但人们也认为  ,这项改革也导致了2007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种方法后来被应用于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 ,即完全私有化  。然而 ,效果也值得怀疑  。尽管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已经走上了西方所认为的自由市场之路  ,但它们的经济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而且危机频发 。特别是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表现与中国相比相形见绌 ,中国正走在逐步改革的道路上  。

如果人们把“大爆炸”理论应用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中  ,他们会问类似的问题 ,即一个国家能否同时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步成为像西方一样的国家  ?虽然人们可以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争论  ,但从实践经验来看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做  。现实地说  ,就国家的发展而言  ,世界上没有一种发展模式是“一劳永逸”  。人们必须面对“鱼”和“熊掌”之间的选择 。

即使在西方  。西方今天的所作所为已经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实现 。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提出了西方权利实现的“三阶段理论”  。他认为西方国家实现权利的顺序是在18世纪实现个人自由(自由资本主义),在19世纪实现政治权利(投票权),在20世纪实现社会权利(福利社会)  。

马歇尔的理论更多的是对英国发展的经验描述  ,并说明了权利实现的阶段  。然而  ,这一理论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 ,尤其是女权主义者  ,他们认为马歇尔的描述只适用于英国的白人男性工人  ,而不适用于其他社会群体 ,尤其是包括女性在内的“二等公民” 。

即使在理论层面 ,马歇尔的理论也有逻辑问题  。例如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实现了“个人权利” ,那么“个人权利”如何才能发展成为体现集体权利的社会福利呢  ?如果个人权利首先实现  ,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利并将他们的权利转移给“集体”  。

根据经验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计划确实发生在保守的德国  ,而不是自由的英国  。20世纪欧洲国家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然转变  ,而是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推动的欧洲国家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产物  。

西方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变体”理论  ,它将强调自由的英美资本主义与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国、德国等)区分开来 。)强调集体性 。二战后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主义等因素  ,英国实现了福利社会 。然而  ,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美国迄今为止在社会福利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 。

福利社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甚至福利社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理论上  ,英国福利政策出现后不久就受到了严厉批评  。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法》是评论家的经典之作  。前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耶克在伦敦写的 ,被视为反对福利社会的“圣经” 。

20世纪70年代  ,由于西方石油危机和经济停滞等因素 ,批评家把矛头指向福利社会  ,认为福利社会的扩张摧毁了西方的“民主治理”  ,引发了“民主危机”  。20世纪80年代  ,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出现了新自由主义革命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经济自由(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社会控制(工会)和福利削减  。

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一项针对穷人(尤其是黑人群体)的医疗改革法案  ,但特朗普一上台就废除了该法案  。换句话说 ,即使在西方  ,所有领域权利的实现也不是“自然的”  ,而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人们不会同时拥有“鱼”和“熊掌”  。

然而 ,与发展中国家未来面临的情况相比  ,西方国家逐步实现不同的权利确实是“自然的”  ,即在没有高强度压力(特别是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实现  。这里我们可以举发展中国家今天最关心的普选(政治权利)为例  。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宪法赋予人民普选权的国家  。1793年《宪法》规定了这一权利  ,但此后没有举行选举 。第一次大选于1848年在法国举行  ,但在那之后 ,法国的大选权力停滞不前 ,直到1944年  ,也就是近100年后  ,妇女才被赋予投票权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瑞士是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典范  ,但直到1971年  ,瑞士妇女的投票权才得以实现  。

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 ,尽管男性比法国晚获得普选权 ,但女性比法国早获得投票权  。除了许多其他原因之外  ,这种男女权利不同的情况更受思想的影响  。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  ,尽管一些哲学家呼吁普选  ,但更多的哲学家 ,包括最激进的让-雅克·卢梭  ,也认为政治是“公共领域”  ,而“公共领域”完全属于男性  。只有男性成为公民  ,而女性属于私人、家庭或“自然”领域  。长期以来 ,类似的概念不仅被男人接受 ,而且也被女人接受  。直到新思想出现  ,人们才意识到最初的权利分配是不公平的  。妇女开始争取权利或被赋予权利  。

即使在今天  ,尽管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相对发达  ,但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在经历着各个方面的不协调发展  ,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  。特别是  ,过去30年的全球化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的原有平衡  ,导致了高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  。这也是当今西方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

无论如何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家建设 ,从确定领土边界到建立领土主权到实现人民民主参与权  ,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  ,有足够的时间逐一解决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  ,往往是“一次一件” 。但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 ,他们同时面对所有这些 。简而言之 ,与西方相比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压缩”发展  ,也就是说  ,它们也面临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  。

一个现实是 ,与西方相比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不发达甚至没有发展的困境 。但就社会需求而言  ,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都是必需的  。如果发达国家需要三个世纪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  ,那么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等这么久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同时实现这些权利  ,至少是以平衡的方式  。

在这方面  ,后发展中国家的“劣势”问题涉及物质层面和概念层面  。在物质层面上  ,正如努皮马克思主义所说  ,资本主义经济从西方(中心)向非西方(边缘地带)传播和发展  。边缘区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例如 ,处于产品和产业链的低端 ,缺乏高质量的资本和技术等)  。) 。

从概念上讲  ,由于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 ,后发展中国家自然接受了所有这些权利概念  ,也认为所有这些权利需要同时实现  。毫无疑问  ,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甚至不可逾越的差距 。

正如马歇尔所说  ,西方国家首先实现经济发展 ,然后是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  。然而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新独立的国家一步就将投票权扩大到男女  。换句话说 ,大多数西方国家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实现的政治权利体现在新独立国家的“立即实现”中 。

从表面上看 ,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因为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不必等那么久才获得政治权利 。然而 ,从实际角度来看 ,由于没有社会和经济支持  ,这种政治权利往往没有实质性意义 。

在发达国家  ,实现政治权利有助于分配蛋糕  ,即社会福利 ,但在新兴国家 ,蛋糕非常小 ,甚至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政治权利不仅演变成了“选举中的选举” ,而且也成为更经常地“做大蛋糕”的主要阻力  。不难看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兴国家理论上拥有所有西方国家 ,包括宪政、多党制度、国家选举、媒体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  。  ,但实际上  ,这些权利只是纸上谈兵 ,从未实现过  。虽然这些国家的独裁、专制和腐败的领导层被认为是权利实现不足的根源 ,但人们必须看到这些行为的社会经济根源  。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赫希曼作为一位世俗哲学家  ,对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发展理论不满 ,提出了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不能同时获得发展的各个方面  ,而必须“突破”  ,找到发展的“起点” ,一个一个地促进发展的各个方面  。

“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  ,在现实中  ,并非所有的好事都能同时发生  ,人们很难同时满足所有的愿望  。例如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可能同时发生 ,也可能不同时发生 。经济增长可以与政治开放和政治专制同时发生  。巩固民主可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也可能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 。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中国家没有优势 。相反  ,后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优势  ,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哈佛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尔森(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了“后发展优势理论”  ,这一理论在后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  。简而言之  ,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学习  ,少走弯路  ,甚至(用今天的话来说)“在拐角处超车”  。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经验可以更好地说明“后发展的优势” 。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没有遵循马歇尔的“先经济、后政治、再社会”的西方模式  ,而是走上了“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的道路  。换句话说 ,政府和市场应该充分结合  ,首先实现经济发展  ,然后政府和市场应该努力实现社会发展  ,政治民主化应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  。

这种模式使得这些经济体不仅避免了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而且从历史上看  ,与早期西方民主化相比  ,这些经济体的民主化相对和平  。今天  ,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但基本上遵循这一模式 。

直到今天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发展阶段  ,既没有“鱼”  ,也没有“熊掌”  。如何发展仍然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然而  ,即使是发达经济体(包括亚洲的“四小龙”)也不能总是达到“好事成双”的局面 。当经济好的时候  ,实现权利的各个方面相对容易  。但是当经济不景气时  ,就会出现“鱼”和“熊掌”很难同时出现的情况  。

更严重的是  ,人们有不同的选择  。一些团体选择“鱼” ,一些团体选择“熊掌”  。不同的收入群体、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不同的年龄组有不同的选择  。这经常导致失去一个平衡和稳定的社会和一个极端分裂的状态 。

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

本文经作者授权 ,于2019年7月23日在《联合早报》上发表  。

编辑:ipp传播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知识创新和公共政策研究平台 。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友莫明道捐赠了该基金来创建它 。计生研究团队围绕中国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声音和国际关系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知识创新与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Ipp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开放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 ,成为世界领先的中国智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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